印尼在镍矿政策上的两难，本质上不是要不要控制资源，而是资源民族主义走到成功之后，如何处理成功带来的反噬。
过去几年，印尼几乎是全球大宗商品产业政策最典型的样本。它不再满足于出口原矿，而是通过镍矿出口禁令，把冶炼、加工、部分电池材料产能留在国内。2020年镍矿出口禁令全面生效后，印尼迅速从“卖矿国”变成“定价国”，吸引大量资本涌入苏拉威西、马鲁古等工业园区。
这套政策的成绩单一度非常漂亮。印尼拥有全球最重要的镍资源，而镍又是 stainless steel 和动力电池的重要原料。随着中国企业、国际矿企和电池产业链资金进入，印尼镍产业从矿山延伸到镍铁、湿法冶炼、中间品，形成了全球最具成本优势的供应基地。到2025年，印尼在全球精炼镍供应中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低个位数跃升至主导地位。
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。当一个国家通过政策把全球产能吸引进来，它就必须同时承担产能扩张后的价格后果。过去几年，印尼低成本镍产品大量释放，压低了全球镍价，也挤压了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高成本矿企的生存空间。对印尼来说，低价有利于下游扩张，却伤害矿山利润、财政收入和资源储备价值。
因此，印尼开始收紧矿山配额。2026年，印尼镍矿RKAB配额被市场广泛关注。多家机构数据显示，2026年全国镍矿开采额度预计约260万至270百万湿吨，明显低于2025年约379百万湿吨的批准规模。政策目的很清楚：减缓供给增长，托住镍价，同时提高税费和资源管理能力。
这看起来像一次主动调控，但它同时制造了新的矛盾。印尼此前鼓励企业建设冶炼厂，如今冶炼厂已经建起来，矿石供应却开始被压缩。Argus估算，2026年印尼镍矿消费需求约330百万吨，而新配额显著低于这一水平。配额如果过紧，下游冶炼厂可能面临原料不足、开工下降和成本上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