价值投资的核心思想是“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”。这种逆向投资方法让价值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脱颖而出。然而，这种方法也带来了规模挑战，即价值投资所能承载的最佳投资规模是有上限的。一旦管理的资产突破这个上限，价值投资就会变得困难。
以沃伦·巴菲特为例，2026年一季度，他所掌管的伯克希尔公司的总资产达到12522亿美元，相当于86402亿元人民币。对于如此巨大的管理规模，即使在全球范围内，可供巴菲特购买的公司也不多。例如，2026年IPO的SpaceX融资总规模为750亿美元，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。但即便如此，这笔融资额相对于伯克希尔的资产规模来说，只占其管理资产总规模的6%。如果只分配其中的20%，那么这笔投资仅占巴菲特头寸的1.2%。这说明即使是全球最大的IPO，在巨大的管理规模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。
在中国资本市场，过大的管理规模同样给价值投资者带来困扰。以青岛港A股股票为例，这家公司在山东到江苏之间拥有最优良的港口，长期净资产回报率稳定。然而，如果一个投资者想要买入青岛港A股，他能买到的股份并不多。2026年6月12日，青岛港A股总市值为600亿元，但前五大股东合计持有89.2%的股份，二级市场流通的股份只有10.8%，即65亿元人民币。一般来说，二级市场投资者在一个固定价格下最多只能买到流通盘的25%，因此实际可购入的股份约为16亿元人民币。
根据公募基金管理规定，一只股票占基金总规模不超过10%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一个公募基金想重仓青岛港，其管理规模应不超过160亿人民币。对于私募基金，单只股票的上限是25%，则管理规模最好不超过64亿元人民币。这表明，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，也无法容纳太大的管理规模。
回到巴菲特的例子，他的管理规模相当于16亿元人民币的5400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仓位只能占管理规模的0.02%，投资难度可想而知。此外，价值投资还面临另一个问题：越是应该买的时候，越没有成交量。估值低、性价比高的股票往往成交清淡，比如在香港市场，底部公司的日成交金额可能只有0.1亿港币左右。在这种时机出现时，较大的管理规模会遇到更多的买入阻力。
当管理规模变得较大时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会下降，收益率也会受到拖累。这种困境被巴菲特形象地比喻为“鲸鱼在游泳池里游泳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