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生于1940年，出生地在湖北京山县宋河。宋河地处大洪山南麓，位于江汉平原北端，横跨大富水中游。清朝中叶，因得大富水河水运之便利，可与汉口通航，逐步发展为京山东北部山区香菇、板栗等土特产集市贸易场所。素有“小汉口“之美誉。四十年代，宋河为京山县第四区，有二三百户人家。
大约在1946年春天，宋河及周围的一些村庄的“开明绅士”共同出资聘请了一位晚清秀才，开办了一间小学，乡人通称为“私塾”。
私塾设在一大户人家的堂屋里。堂屋很大，摆了几张八仙桌，每桌三人，背朝先生的那方空着，其它三方各坐一人。坐凳是宽约四寸的长条凳，它有两用，一是坐人，二是刑具，即先生要打谁的屁股了，谁就自己将它扛到讲台前，趴到上面，请先生行杖。
那所谓杖，就是一块三尺多长二寸来宽的楠竹片。“行刑” 的厉害程度在于是否扒下裤子。是先生自己执杖，还是喊学生们来行杖。若是不脱裤子又喊学生行杖，就算轻刑，否则就重了。
先生高坐讲台上，面朝大门，背靠神龛。上有“天地君亲师之位”，下有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”的红底黑字的牌位，学生挨打之前要先向牌位鞠躬行礼。
上学的孩子不分大小，也不分年级，各读各的书。我从《三字经》开始学习，谓之发蒙。如我一般的孩子大约有十几个，比我们大些的学生大约七八个，他们读《论语》。
先生上课并无时限要求，各学生吃了早饭来上学。先生要吃午饭了就放学，下午也是如此。由于学生们读的书大都不同，上学有早有迟，所以就一个一个地教，真正是因材施教。
先生教书，并不先教我们识字的，而是让我们站在先生旁边，将书摊在桌上，先生念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。先生认为你能记住多少，就念多少，有的人一天教三五句，有的人一天教十多句。
先生不念了，学生到各自的座位上去反覆背诵，直到自认为记熟了，就到讲台上去，把书递给先生，然后背给先生听。如果第一次背得不熟或者不流畅，就下去再读。直到将要放学时，先生叫你上台去背。如果再背不出，便只有挨竹板了。
打屁股是有定例的，每错一字打一板。打完就回家再读，次日早上跨进私熟大门就要背昨天的书，如果又背错了，就该扒下裤子打光屁股了。
有时先生一时兴起，背着手在各课桌间来回走动，看学生们是否认真念书。若发现谁没大声念诵，他会牢牢记住，等会儿你上去背书的时候，如若有错，那肯定扒下裤子挨打了。
除了背书就是写字。所谓教写字，就是“描红” ，即先生将你读的书用红墨（一种红色的石头磨出的水）写出十几个大字，称为“影本” ，自己在背熟以后，拿白纸蒙在上面一笔一画地描，也不管笔势、笔法、笔顺，每天描三张。
说来也怪，这样一字不识地背和写，居然不到半个月，我便把《三字经》背熟了，也写会了。即使先生在其中任意念一个上句，我便能接着背下去，直至先生叫停。这样，我在先生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印象，很受先生喜欢。因此我也常常被先生指定为“行刑” 的“刽子手”。在我的同龄人中，我本来就是个小头目，如今常常享有“行刑” 之权，就更加威风了，因为打轻打重，全看我手腕下多大的力。
我对于我拥有的权力只用过二次。
一次我用行杖之权救过我的好朋友王明鹏。有天下午，放学之前该背的书没有背熟，先生要他明早来背，这叫“寄打” 。“寄打” 比“兑现打” 厉害，是要扒下裤子打的。
晚饭后我们压根儿就忘了这回事，相约过河去找胡家畈的小孩打架，打完架已经很晚了，他不可能再去读书。于是，我们商量怎么躲过这一劫。
我讲出一个办法，明天我先到，他后到。他偷一个鸡蛋藏在身上，先生一叫我去打屁股时，他就赶紧扛起板凳上讲台，并不等先生叫扒裤子我就开打。
果然，先生上了我们的当。我一板子下去正正地打在鸡蛋上。蛋立刻就破了，蛋清蛋黄流了一屁股。我装着吓坏了的样子说道：“先生，把他的卵子打破了，怎么办？我不敢打了。”他跟着大叫大喊：“妈呀！打死我了！好疼哪！”他哭一声喊一声，又是眼泪又是鼻涕，一会儿就装着晕了过去。
这一下把先生也吓懵了，连连说道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快把他送回家去”。我叫上另一个好友贾成刚，连板凳带人地抬着王明鹏到河里洗澡（如今称为游泳）、摸鱼去了。
直到下午我同贾成刚才回到学校。只见先生还在不停地搓着手来回踱步，很是担惊受怕的样子，见我们两个回来，忙问道：“王明鹏怎么样了？”我们说：“没事，先生，他家请了个过路的郎中给他缝好了，还敷了膏药，郎中说二三天就好。”先生又问道：“他家高堂怎么说？”我们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说怪他自己不好好念书，别的没说。”先生和我们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这件事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混过去了。
另一次用权，更确切地说叫弄权。李勇刚只比我大几个月，可因为他父亲是我爷爷的亲弟弟，所以我该称他叔叔。他家比较有钱，但非常悭吝刻薄。李勇刚家以弟欺兄，以我爷爷老实，谋夺了家产并把我们一家赶出了李家的祖屋，弄得我爷爷和父亲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。要不是邻居王家(我三爷爷儿媳的堂弟,我们称叔叔)好心收留，我们怕早已冻馁沟壑了。
我爷爷去世后父亲叫我去他家报丧。他家不仅不念手足之情来吊孝，反而由他妈（我们喊她四婆婆）把我轰出门，说：“死了就死了，大清早的跑来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做么事？”
我痛哭流涕跑回家，把她的话向父亲、姐姐和其他亲友学说一遍，听者无不痛恨。我更是咬牙切齿地大叫大喊：“老子总有一天要叫他认得我！”从此，我们两家的怨越结越深了。我那些“小的们” 也常常依我的吩咐，把李勇刚哄到没人的地方痛打一顿，为我出气。
这天他没背熟书，按例该打。先生叫我“行刑” ，我说：“先生，他是我叔，我打就是犯上。”先生说：“你真是个明理的学生，懂得长幼尊卑之意，难能可贵，难能可贵呀！但是，你行杖于他，是代夫子行事，原可大义灭亲的。你既然为难，我也不勉强于你，那就换一个人吧。”
今天书背得最好的除了我就数谭飞鹏、徐振华、陈文几个，先生指定了谭飞鹏。他是我的“小的们” 之一，朝我看了一眼，意思是“怎么打” ？我把眼神朝桌子底下看，手捏成拳头，做出使劲击打的样子。他立刻就明白我的意思：“朝死里打！”
他走上行杖处，问先生：“扒不扒裤子？”先生嗯了一声，恨恨地说：“叔叔不如侄子，还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给我扒了裤子打！”谭飞鹏毫不留情地动起手来，打得李勇刚杀猪般嚎叫，眼看那屁股肿了起来，青一块紫一块，慢慢血也浸出来了。
开打的时候，是先生在数数。我不知道会打多少下，想让李勇刚多挨几下，灵机一动，朝陈文、陈武兄弟俩和王明鹏递了个眼色，他们点头会意。先是陈文站起来大声说：“启禀先生，我要上茅房。”先生抽出一根木签递给他，这是准许离开讲堂的凭证，他拿着木签往外走。刚走出门，陈武、王明鹏也站起来禀报要求上茅房。按规矩只有一根签，要等第一个人回来了第二个人才能拿着木签出去。
现在刚出去了一个，又有两个人要去，先生就说话了，“你们一个一个地去，不得僭越！”原本就是要逗先生说话，因为他一说话就会忘了数数。谭飞鹏便趁机挥舞竹板使劲快打。
先生始终没弄清李勇刚究竟挨了多少板。等先生叫停的时候，李勇刚已经痛得哭不出声了。此后一连七八天都没来上学。回家后我对父亲说：“我今天报仇了！”父亲瞪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，父亲终于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不打不成人哪，你们今天串起来打了他，说不定还是帮了他哩！”
在私塾里我也挨过一顿饱打，几乎打个半死，而且被人抬回家后又被父亲痛打一顿，以确认先生打得得当。
先生串讲四书五经时，讲到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卫国，游说国君时不得志，又耽搁了许多时间，于是去见了卫灵公的宠姬南子，想请她帮助說服卫灵公。南子是卫国第一大美女，在卫国是极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。孔子去见她，为学生所误会。子路就带头闹事，怀疑他被美女迷惑了。孔子赌咒发誓说不是这样的，“我怎会为美色所惑而忘了游说诸侯，推行仁政以礼治天下的志趣呢?男女授受相亲非礼也的道理，我会不知道吗? 若我是惑于美色，天打雷劈”！
这时我发问了，说道:“先生，孔夫子说的‘非礼’，或另有深意，既然不能授受相亲，何以孔子为其父母野合而生?何以孔夫子还有儿子呢?”先生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你怎知夫子为其父母野合而生?”我说：“我才看了司马迁先生的《史记》,上有孔子世家一篇, 里面写的明白.‘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俦于尼丘得孔子…….故因名曰丘，字仲尼，姓孔氏’，孔子若主张授受不亲，岂非忤逆父母，堪称不孝?”
我还想侃侃而谈，却被先生大声喝止，并立刻命人抬板凳扒裤子打屁股。先生大骂道：“侮慢圣人, 歪解经典，该重重责打”。先生还跪在孔子牌位前自掴耳光，泪流滿面，捶胸叹息道：“学生无能，教授无方，无颜面对先师。也是异数呀，异数! 我怎么就把一个聪明绝顶的弟子教成这个样子了呢？”
我趴在凳子上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，心里不停地咒骂道：“先生不讲理，先生不讲理，狗屁先生，狗屁先生！”也不知打了多少下，迷糊中有同学把我抬回了家。后来父亲去问了先生，向先生赔了罪，回家来又打了我两耳光和一顿屁股。
半年后办起了官学，私塾就停办了。直到上高中以后，书读得多了，我才明白这回挨打虽然很冤，但也应该。因为先生当年应试时便是以朱熹理学为范本的，而我的疑问确乎是歪解了朱氏《四书集注》，与先生所学相悖。为师道尊严故，揍我一顿，以儆效尤就实在应该了，谁教我读书不求甚解，自己撞到枪口上了呢？所以我不再埋怨先生了。
